牛背梁羚牛何以能从历史上生存下来？

      由于历史动物知识的深度发掘及其传播，不少动物已消失在历史上了，并成为今天历史动物学研究的题目，这其中有中国的新疆虎、台湾云豹、直隶猕猴、白头鹮鹳、豚鹿、冠麻鸭等，外国的有欧洲原牛、墨西哥灰熊、非洲斑驴、澳洲袋狼等。在北京麋鹿苑内有一座“世界灭绝动物公墓”，其中铭刻着灭绝动物的名称和年代的一个个“灭绝多米诺”石块，最引人注目。

      值得长久庆幸的是，在秦岭山脉居住的野生动物羚牛，却从历史上幸存下来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？一个最为直接的判断是，羚牛属于山地野生动物，而且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，就成为羚牛远离其他野兽、远离人群，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最基本原因。

      我们已知一年四季内秦岭羚牛在牛背梁的栖居高度是不同的，夏季大致在2200-2800米间，冬春季限于高处食物缺乏，羚牛就要下到海拔较低的位置上了（有时下到1000-2200米间）。在明清时期及其以前，应该说，最令羚牛担心和提防的是华南虎、金钱豹等大型野生动物，至明清时期，包括近代和现代，随着当地居民的愈益增多（外来移民和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），出现了华南虎、金钱豹逐渐减少的现象，到现今许多人认为华南虎在秦岭山地已经灭绝了，这样一来，最令羚牛担心和有所顾虑的对象，似乎就变成我们人类了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需要考察一下牛背梁周边居民的生存和居住状况。

      1、牛背梁周边居民聚落的海拔高度

      据2011年12月公布的《陕西基本地理省情白皮书》，全省最高位置、秦岭山脉最高点（海拔3771.2米），是在宝鸡市太白县鹦鸽镇南塬村近旁最高处，这是现今太白山的情形，那么，牛背梁周边居民点的情况如何呢？

      这里以清代有“终南首邑”之称的孝义厅（今柞水县）作为研究事例。据《光绪孝义厅志》之“凡例”，该厅于交通方面的叙述，虽然“各志多有驿递一条。孝义除武营、塘站外，驿马仅二匹，又有名无实，一切往来公事，皆系派役赴省自行投领，故未列”。于方志类书籍常见的仙释方面，虽然“各志又有仙释一条，列祠祀内。孝义虽处深山，而寺庙皆火居道士，缁衣黄冠绝少有，亦无求真谛者，故仙释阒寂无人未列”。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群居形式——聚落，则见于厅志中的保甲记录，其前的概括性文字云：“厅治僻处万山之中，悬崖深谷乏平川，无村堡，民人皆山居野处，零星四散。所谓保者，多数百户，少仅数十户耳，然保名亦不可没，用列之于左”，在厅内东南西北四路诸保材料中，我们只选取北路的资料，用来反映靠近牛背梁方向的居民点情况。

表1  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孝义厅北路诸保居民点

      资料来源：[清]常毓坤修、李开甲等纂：《光绪孝义厅志》卷1，保甲，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刻本之钞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陕西府县志辑》第32册，第428-431页。

      说明：（1）按上述资料制作表1，有空缺处，所述孝义“北路十保”，实际上只有八保。（2）客头之设，是为维持集场秩序，职责在于“禁凶酒、赌博，逐往来游匪”，属于官府认可的地方人员（参见[清]林一铭纂修：《道光宁陕厅志》卷2，建置志，里甲，见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·西北稀见方志文献》第17卷，第649页）。

      柞水县北面一路，距城30里的药王堂保，相当于今药王堂村位置，海拔高度为1000米左右；之上50里为营盘保，相当于今营盘街的位置，海拔高度为1100米左右；营盘之上还有酆家河（距城90里）、陈家沟（距城90里）、楼子石（距城100里）诸保，与今地名不太对应，估计海拔高度在1100-1300米之间，这实际上是清末当地聚落所能达到的较高海拔位置。

      考察现今牛背梁周边的聚落分布及其相应的海拔位置，可借助Google“地球在线-卫星地图”上的等高线资料加以判断。在秦岭分水脊北面海拔位置偏高的聚落，有冉家坪（高于1400米）、大板岔（约1200米）、学堂坪和门坎砭（1200-1400米间）、仙人岔（1400-1600米间）、罗汉坪村（高于1200米）、燕儿岔（1200-1400米间）、老龙沟（1000-1200米间）、小马杓村（同前）、王家沟村（同前）、黑沟口（同前）、冬瓜坪（1400-1600米间）、北石槽村（约1400米）、南石槽（约1600米）、大坪（1600-1800米间）、炉子石（约900米）、四方沟（约1100米）、太白寺（约1100米）、银洞沟（约900米）、工草沟（800-900米间）、老凹岔（约900米）、同岔沟（约1100米）、木竹坪村（约1200米）等，从中可见今日聚落有的已在海拔1100-1400米的高度，而高于1500米的聚落还是相当少的。

图1 Google“地球在线-卫星地图”上的牛背梁位置

      长安西面的沣河是很有名气的，沣河系从沣峪口流出，其源头即在今长安区、柞水、宁陕县交界的秦岭分水脊北侧。沣河从山中流出，河流切割较深，其流路所经却成为前人建立聚落时的一种很特意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沣河一线是通向汉江边安康的重要通道（历史上的子午道利用过沣河上游的丰谷段），沣河沿线不仅多有聚落分布，而且其海拔位置是随着河床抬高而升高的。同样根据秦岭山地等高线资料加以识别，从喂子坪乡所在约1000米的海拔位置看起，上行所见聚落的高度大致是逐渐增加的，有九龙潭（高于1000米）、黑龙口（1000-1200米间）、观寺坪村（同前）、黄土梁（约1200米）、红岩子（同前）、北石槽村（约1400米）、关石村（同前）、青岗树村（高于1400米）、穆家山（约1600米）、天佛岩（同前）、龙窝子（约1800米）、蒿沟口（同前）、凤凰咀（1800-2000米间）、下鸡窝（约1800米）、鸡窝子村（1800-2000米间）、张家坪（同前）、东富儿沟（约2000米）等。因为顺沣河而上行的道路要逾越秦岭分水脊，所以沿路形成了一些人口越来越少的聚落，这些聚落虽然不大，在海拔位置上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
      在牛背梁区域的周边，至清末既然有少量聚落分布在海拔千米左右的垂直地带上，聚落居民的生活范围，似乎会同冬春季羚牛下山的采食区域产生一定的重合，估计会产生的影响不大，主要是因为山上人少、所依赖的生计同羚牛的关系不大。越到现今，牛背梁周边聚落及其人口出现上移的趋势，但只是限于交通沿线，所以，这些居民对羚牛的影响是不大的。

      2、牛背梁周边居民生计的展开方式

      这里需要较为细致地介绍一下宁陕厅民众的生计情况，以有助于展开当地居民与羚牛等野生动物之间关系的认识。清道光年间宁陕厅的实际情况是人少土地辽阔，道光《宁陕厅志》卷1舆地志之“风俗”篇记述：“川楚各省民人源源而来以附其籍，有赀本者买地典地，广辟山场，无赀本者佃地租地，耕作谋生。……山中赋税不多，种植亦易，所以本省视为荒山，外省转视为乐土”。百姓的一般生活情形是这样的，“厅境山地多水田少，岁涝则低山有获，岁旱则高山有秋，故恶岁颇无虑也。布衣板屋，民多艰苦力作”。农业之外的生计，如《光绪佛坪厅乡土志》所记，当地“木材除烧炭外，青木可以作耳扒，生长木耳。漆树可以割漆，俱在本地行销”，也是可以补充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当地人主要精力是用在各种生产活动方面的，对于山地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较为有限。

      或许会有人提出当地人的打猎行为[1]，会对羚牛等野生动物造成严重的伤害，可是，《光绪佛坪厅乡土志》对此却有另外的记述，其“物产下”记曰：“山中鸟兽众多，羽毛齿革之属，本足以供生人之用，只以山深而多阻，猎户稀少，以故不获享其利”。佛坪一带猎户稀少，是这一文献资料段透露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可能又不限于佛坪一地。倘若再考虑一下其他方面的原因，我们判断清代迁移至秦岭山地的多系外省农人，他们擅长垦殖活动及与此相关的劳动技能，在到达佛坪这样的山地环境后，也是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。另外，在深山中从事狩猎活动不仅有相当的危险，而且还有一些实际困难，如打猎武器是否有效、打猎中如何克服艰难险阻等。假如打猎不能给猎户家庭带来可观的收入，进而解决家人的衣食之忧，或者说在对猎物及其产品进行买卖经营甚少的时候，加入到猎人行列中的人就会减少。

      据《光绪留坝乡土志》记载，光绪十五六年（1889-1890）的留坝县，境内的野猪相当活跃，它们四处出没，捣毁了许多人家的庄稼地，从而惊动了当地的政府和官员。陈文黻时为留坝厅同知，悬出重赏以招募猎人，许多猎人应召而来，使用铁铳击杀野猪，前后点检下来，击毙的野猪多达数千头，才使得野猪猖獗之势得以遏制。及至到了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即《光绪留坝乡土志》编纂时，境内的野猪又开始大量繁殖和四处活动了。很明显，大批野猪在海拔千米以下的农田里啃食庄稼，是招致猎人击杀它们的缘由。

      我们判断，当地猎人对羚牛等野生动物也会有杀戮行为[2]，但对其生存状况产生最大影响的行为，可能还是对于原始森林砍伐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《光绪孝义厅志》编纂人说：“南山夙称宝山，厅属实平平耳。材木之利已尽，即些微药材，采者皆裹粮冒雪，犯险以求，故微利亦甚难得焉”。“材木之利已尽”，说的应该是砍伐森林的事情，但不具体，尤其是伐木的海拔高度是多少，伐木后植被的自然回复情况如何，还需要寻找更详细的资料加以查询和研究。

      综上所述，一方面野生羚牛在长时期同天敌的较量中，逐渐退至海拔较高的地带作为自己的生境，养成了耐寒的体质和连续的爬坡能力，成为自身从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因素，另一方面得益于牛背梁周边民众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活来源，没有过于干扰野生动物生活的行为，包括海拔1300米以上的栖息地。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理背景，在于秦岭山脉高大绵延，地域广大，大自然提供的高山气候、高寒灌丛草甸诸多条件，可供羚牛等野生动物繁衍生息。而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，更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珍稀动物羚牛及其栖息地的安稳，这是羚牛之幸，更是时代之幸。

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）